孟子生于孔子之后，读书至《武成篇》，惟取二三策，读诗至《云汉》章，亦不免疑焉，及读《春秋经》，则曰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”是非惧夫子之书也，以其是非之公可惧也。然《春秋》因乎鲁史，鲁史纪乎时政。《春秋》者，亦记事之书也。今之邑志，亦将为史氏之所采录，而观俗言礼者取以为征，有得而藏之者，足称为文献。胡邑之人未见其有爱而传之者，何哉？盖以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而志之所以是是非非者，与人心迥异，则何取于志，是非不欲传也，不可传也。公道不明，百有余年，势若有待焉者。
邑侯南麓佘公深为此惧，乃毕礼腆币，往聘梅山刘子而撰修焉，且谆谆然命之，欲其昭公道以为何传地也。梅山子矢心直笔，五阅月而志成，志成于己酉之夏，迄余自南还，则庚戌之冬十月也。侯则欣然命之曰：“县志久成，后序缺，盖有待于子也。公岂虚待乎人哉？”意以梅山子为楚进士，能秉公道出矢言，不负其所举矣。后有作者，其心志同则其议论亦同，此公之所以有待也。公以公道待人，余亦以公道自待，取其志而详究之，庶或可以赞一辞，则公之待余者不孤也。顾其为书，以纲提其要，以目纪其详，古文有而今文无者疑之，所当阙者也。古文无而今文有者幽之，所当阐者也。今文古文皆有者信之，所当传者也。信信，信也；疑疑，亦信也。上贤，仁也；贱不肖，亦仁也。当言而言，知也；当默而默，亦知也。其辞艳以富，而不失之诬；其气清以婉，而不失之短；其制辨以裁，而不失之俗。梅山子之笔，我公之心也。我公之心，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乎？盖是心也，智之端也，人性之智不容昧，则是志之传也不可泯矣。使或有不爱而不传者，必其无是心者也，公欲待余言，余将何言哉？虽然乐之集大成者，金声而玉振之者也。金声也者，始条理也，玉振之也者，终条理也。玉之为器，铿然有声，本无曲顺柔缓以娱人也。但众音具举，非玉则无以状其韵，此乐之所以有待于玉也。余承文盛之后，既无以赞一辞，敢不窃比于玉而振一声于未简，俾观风者知是志之为全书云。
嘉靖庚戍冬十月既望，邑人杨如丝顿首再拜书。
